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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【山西紅杰人力人才網(wǎng)】陳蝶衣與張愛玲 |
| http://m.hdfdf.com 2014/9/22 來源：紅杰人力人才網(wǎng) 閱讀：1476次 |
【山西紅杰人力人才網(wǎng)】陳蝶衣與張愛玲
[摘要]陳蝶衣寫回憶錄時，說自己與張愛玲素昧平生，并不認識。
自京返滬，飛行約兩個小時，如何打發(fā)時間？決定一小時瞌睡，一小時讀書。讀什么書？拎了一包北京三聯(lián)、海豚、岳麓的新書上機，其中兩本書名有“風(fēng)雨”，一本是沈（昌文）公的《也無風(fēng)雨也無晴》毛邊本，一本是老謝（其章）的《風(fēng)雨談》簡體字本。沈公大著赴京前剛拜讀，那就選《風(fēng)雨談》認真一讀。
老謝以寫民國老雜志起家，而今文章是越來越老辣了。《風(fēng)雨談》“談”民國淪陷區(qū)文壇“風(fēng)雨”，自然“談”得有聲有色。翻到《陳蕩一語驚醒陳蝶衣》，更是一篇妙文。明明是寫流行歌詞圣手陳蝶衣，筆鋒一轉(zhuǎn)，就寫到了張愛玲，揭示陳蝶衣1952年8月選擇離開上海前往香港定居，“可以成為一把解開張愛玲去國之謎的鑰匙”，可謂獨具只眼。
但是，老謝認定陳蝶衣與張愛玲雖然“在上海共同度過1942到1952年這十年中的三個朝代”，“就像是擦肩而過的路人，曾經(jīng)那么近卻又那么遠。張愛玲1995年去世，許多無關(guān)的不是與張同時代的人寫了文章，可是我們還是找不到陳蝶衣的一點兒文字”，卻結(jié)論下早了。
張愛玲1995年中秋節(jié)前夕在洛杉磯悄然謝世之后，我記得遠在香港的陳蝶衣是寫過“一點兒文字”的，而且是一篇有贊有彈的紀念文字。抵滬回家，立即翻箱倒柜，終于檢出1995年11月《香港筆薈》第五期“永遠的張愛玲”特輯，翻開一看，在“崇論宏議”欄中，陳蝶衣的大作《不幸的亂世女作家張愛玲——國難當(dāng)頭時的卿卿我我一族》，果真赫然在矣。
《香港筆薈》由香港筆會主辦，當(dāng)時香港筆會社長是在香港大學(xué)執(zhí)教的黃康顯，曾寫過張愛玲與港大關(guān)系的考證文章，《香港筆薈》主編是“上海人”胡志偉，這期“特輯”就是他寄贈我的。“特輯”選入夏志清、莊信正、黃康顯、陳怡真、黃修己、余斌、黃傲云等海峽兩岸三地和美國學(xué)人的紀念文字，以及轉(zhuǎn)載的張愛玲老師汪宏聲等回憶文字，并附有《張愛玲年表》《張愛玲研究索引》等，但我以為香港筆會元老陳蝶衣的這篇最值得注意。
陳蝶衣此文開頭就交代了他與張愛玲的關(guān)系：
我與張愛玲，素昧平生，并不相識，但卻有間接的關(guān)聯(lián)，其一是：她有甚多中篇小說，發(fā)表于后期的《萬象》月刊，而我是《萬象》的原始創(chuàng)辦人。其二是：“解放”以后的上海市，有一次“文化界代表大會”，由當(dāng)時的文化局主催，假座“光陸大戲院”舉行，我，張愛玲，都是應(yīng)邀出席的“文代”之一，因此與張愛玲總算也有一面之緣。
寫此文時，陳蝶衣已八十八歲高齡，記憶力還真不錯，所說兩點基本符合事實�！捌湟弧彼f的“甚多中篇小說”，實為短篇《心經(jīng)》《琉璃瓦》和長篇《連環(huán)套》（連載，未完）等，這是繼陳蝶衣接編《萬象》的柯靈發(fā)表的，首任主編陳蝶衣已離開《萬象》，所以他與《萬象》后來的作者張愛玲“并不相識”。
至于“其二”，“文化界代表大會”指“上海市第一屆文學(xué)藝術(shù)工作者代表大會”，1950年7月24日至29日在上海解放劇場（原名“光陸大戲院”）舉行。張愛玲與陳滌夷（陳蝶衣另一名字）一起作為正式代表與會，而且同被分在“文學(xué)界代表第四小組”，這有保存下來的第四小組代表名單，柯靈、艾明之和陳滌夷自己的這份回憶可以作證。第一屆文化會開了整整六天，日程安排很緊湊，且舉7月26日日程為例：
文代大會舉行第四次大會，由陳（毅）市長報告國內(nèi)外形勢，長達四小時，由于陳市長是個詩人作家，經(jīng)全體代表決定請陳市長參加文學(xué)工作者協(xié)會為委員。下午各小組就陳市長的政治報告及夏衍柯藍兩同志的報告結(jié)合各單位的實際情況展開討論。（引自《一九五〇年上海文藝工作大事記》，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藝術(shù)處編�。�
那么，張愛玲是否每天都到會？柯靈《遙寄張愛玲》中有名的回憶：“會場在一個電影院里，記不清是不是有冷氣，她坐在后排，旗袍外面罩了件網(wǎng)眼的白絨線衫，使人想起她引用過的蘇東坡詞句，‘高處不勝寒’”，應(yīng)指開幕式那天的情景吧？
我這次到京當(dāng)晚與老謝等歡聚，席間他冷不丁爆出一句，上海第一次文代會，張愛玲“感冒”請假了，語驚四座。他的根據(jù)是當(dāng)時上�！兑鄨蟆肪乖陬^版有過報道。具體哪一天報道的？可惜他收藏太豐富，這張重要的《亦報》躲在他堆積如山的舊書刊中，一時無法檢出證實，從而成了張愛玲生平研究中一個小小的疑案，待有心人進一步查考。我想開幕式那天解放劇場中很可能“開了冷氣”，以至張愛玲受涼“感冒”也未可知，即便沒有“感冒”，張愛玲假托“感冒”逃會也不是沒有可能，甚至很有可能。然而，不管怎樣，陳滌夷至少應(yīng)該在上海第一屆文代會開幕式上見到了張愛玲，并有過寒暄，所以他才寫下了“總算也有一面之緣”。
在此文中，陳蝶衣表揚魏如晦（阿英）、張恨水、徐卓呆等作家在抗戰(zhàn)時期的“文章報國”，但對于張愛玲，在肯定她的文學(xué)成就的同時，把她歸入了“國難當(dāng)頭時的卿卿我我一族”而不無微詞：（淪陷時期）逼于形勢，張愛玲不可能為“慷當(dāng)以慨”作后勁，轉(zhuǎn)而為前導(dǎo)的是：采取了《紅樓夢》體裁的筆法，串連人間的纏綿悱惻之故事。筆法，既輕盈，亦倩麗，很快就造成一股風(fēng)氣，發(fā)揮了影響力；可舉的例證是：我的另一位文友，筆名東方蝃蝀，他所優(yōu)為之的，便是摹仿張愛玲的作風(fēng)，成為“新鴛鴦蝴蝶派”作家的附和者。
對于張愛玲的一系列作品，無論中篇或長篇，概括言之：若不是營造“男歡女愛”，便等于做足“吹影鏤塵”的功夫。求其與“共赴國難”的大時代，掛得上鉤的，簡直是百不得一，絕無僅有。
若說僅有，要經(jīng)歷了另一番的時會變化，方始寫出了臨別紀念之作的《秧歌》。在張愛玲的爬格子生涯中，算是有了終其一生的回光返照，亦即“夕陽無限好”。
現(xiàn)仍健在的東方蝃蝀本名李君維，著有短篇小說集《紳士淑女圖》，陳蝶衣舉出東方蝃蝀，可見他對1940年代后期上海文壇的熟稔。最后一段中所謂“回光返照”，所謂“夕陽無限好”，確實微言大義，耐人尋味。
還應(yīng)提到的是，陳蝶衣說張愛玲提到《紅樓夢》絕非偶然，說明他對張愛玲小說創(chuàng)作與《紅樓夢》的密切關(guān)系有所把握。他后期也研究《紅樓夢》，有不少讀紅隨筆發(fā)表于香港《明報月刊》，我就保存著一份他的手稿《奩艷葬花同命運》。1990年代末，沈公、俞曉群兄和安迪兄準備創(chuàng)辦新《萬象》，我正好有香港之行，安迪兄囑我設(shè)法聯(lián)系他，請這位老《萬象》首任主編為新《萬象》創(chuàng)刊寫幾句話。我打聽到了陳的住址，但在新界一帶，路遠時間緊，只能打電話求稿。沒想到他一口回絕：其一，早已與文學(xué)再見；其二，只給繁體字刊物寫稿，簡體字刊物一概欠奉。我正不知再說什么，他突然又問：你讀過《紅樓夢》嗎？然后滔滔不絕大談《紅樓夢》�！都t樓夢》不就是文學(xué)嗎？看來他并不是忘情于文學(xué)，而是對簡體字耿耿于懷。
后來我真的見過一次陳蝶衣，但只是我見他，不是他見我。在香港文化界的一次聚會上，他是旅港半個世紀的“國寶級文學(xué)家”，被不少人蜂擁著，而且就要離會，我就沒敢趨前問候。再后來，他來到了上海，安迪兄與我商議，一起去拜訪，但又被告知，他年事已高，不便見客而作罷。直到2007年10月14日他享壽百年逝世，我只與他通過那次電話。因此，還是老謝《〈風(fēng)雨談〉序》中說得對，陳蝶衣這樣經(jīng)歷十分豐富的文化老人，“我們沒有意識到應(yīng)該有針對性地多多對他進行‘口述實錄’式采訪，許多歷史謎團打了死扣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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